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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篇30 快速翻篇的历史（第3页）

三子赵德昌当年随刘文涣到安南去了，刘文涣死后，作为辅政重臣，也是赵氏对抗摄政王太后刘娥的核心骨干。然而，这个人性子实在太软弱，政治手段比之刘娥更不知差了几条街，在拥有巨大政治资源与声望的情况下，竟被刘娥一步步地逼退，退位让权，最后在交趾郁郁而终

多提一嘴，如今的安南国，至少交趾朝廷，其局面已经彻底掌控在王太后刘娥为首的一干政治集团手中，伴随着的，是赵太妃的病逝以及赵氏家族的被打压。

这个过程中发生诸多宫廷争斗、政治角力，就和所有载于史册上的权力之争一般，精彩、激烈并且冷酷，毕竟，作为安南国第一外戚的赵氏，可是被杀了好几人。

与一般争权不同的是，王太后刘娥的权威得到树立，且不断加强，始终保持着朝廷在行政统筹上的稳定。同时，政治上高压，但在经济、民生上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红河三角洲平原上越发丰盈的产出，也源源不断地为安南朝廷的巩固添砖加瓦，另一方面，则是商业、手工业、外贸业的不断兴起，则加速了安南国的崛起与繁荣。

而从核心统治人口的增长来看，南北刘姓封国，安南实则是一枝独秀，就得益于他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与汉化基础。

通过前前后后近七年的努力，安南太后刘娥逐步剪除了以赵氏为核心的“中央”反对派势力，基本取得对交趾朝廷的绝对控制后，她的下一步目标，则对准了文、万二州的两个封侯。

在交趾朝廷激烈斗争的几年中，刘继元、刘继初二兄弟，在各自封地可是大力发展，积蓄了不小的实力，几乎涵盖西南四州，对交趾朝廷的不满与威胁也越来越重。

当然了，比起朝廷内部的敌人，那俩血脉存疑的兄弟，其威胁并不是特别让刘娥所忌惮，比较麻烦的是，仅凭政治手段，怕是很难解决“二侯问题”，同时，还得考虑帝国中央的态度，毕竟，刘继元、刘继初两兄弟还是在帝国宗室族谱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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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建隆五年的大汉帝国，从各方面进行着更新换代，人事变革是最显着的特征，经过了平康—端拱时代的“贵族政治”之后，到建隆五年，以寇准、张知白、王钦若、丁谓、陈尧佐为代表的庶族官僚，再度掌握朝廷大权。

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也与一大批强悍老贵退出历史舞台有关，事实上，勋贵集团与帝国体制的结合是根深蒂固的，对帝国军政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在全国范围内，依旧有一大批的要害职位由功臣勋贵后裔占据，以及更多的官僚以勋贵“门徒”的身份充任要职。

只不过，在帝国中枢层面，贵退庶进，是一种趋势，至少仅靠杨延朗、韩承均、曹玮三人代言发声的情况，半个多世纪以来还是头次。因此，在又一批俊才崛起并掌权之前，有些蛰伏也是很正常的。

而在这段时期，皇帝有一项举措，就引起了广大勋贵群体的不满。表面上看来，只是一项任命，关于郭仪之后兵部尚书的任命，在这个人选上，刘文济没有按照一直以来的习惯，从勋贵大臣中选择，而是提拔了另外一名庶族官僚，山阳布政使张俭。

张俭，字仲宝，幽州宛平人，雍熙四年状元，历任侍御史、永昌令、青州知府、洛阳府判官、河北转运使等职，在雍熙诸多名臣中都是顶尖人物。

履历丰富，才识超群，根本无需担心张俭的才干是否足以担当兵部尚书之任，他可不是完全不通兵事的文臣，还曾担任过西北巡检使，主持过对青海地区贼乱的平定。

然而，兵部尚书之任，并不只是军政才干的问题，自世祖时期起形成的规矩，必须得考虑其身份，具体地讲必须是行伍出身，后面又发展成必须是军功贵族出身。

虽然只是长期以来朝廷上层权贵中之间形成的一种潜规则，并未清晰地总结成条例写在《汉制》、《会典》中，但这种由上下达成共识的东西，很多时候反而比那些写成条文的制度更具约束性。

而一直以来，不管朝廷上层政治斗争如何激烈，范围如何广泛，但枢密使与兵部尚书二职，始终都由军旅以及勋贵出身的大臣担任，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未改变过。

可以说，枢密院与兵部尚书就是大汉帝国军功贵族阶层的自留地，是他们在朝中话语权的保障，他们内部或许会发生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整体的利益也绝不容许被侵犯。并且，这样的模式，也在特殊时期对帝国的稳定治安起到重要作用。

而刘文济启用张俭的行为，显然是一种破坏潜规则的行为，必然会得罪勋贵阶层，尤其引发那些仍旧在帝国军队中掌握着话语权的军功贵族的不满，也必将引起反弹。

刘文济这个人，行事素来谨慎，也一向谋定而后动，他当然清楚所谓的潜规则，也明白任命张俭会引起的反响乃至反抗，但他依旧做了，做得异常坚决。

原因自然也是多方面了，加强自己对军队的控制权与影响力是一方面，主管全国军队后勤调度事宜的兵部，就是这样一个在作用上不那么显着，但极其要害的位置，对刘文济来说也是一个不错切入点。

当然，如果仅仅因为要掌握军权，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刘文济也实无必要把张俭抬出来。毕竟，通过对一些勋贵子弟的任用，以及他一直在默默有序提拔的庶族将领，同样能做到。

根本原因在于，刘文济对自世祖时代奠定的“文武相制”的格局，不满意了。打破潜规则，对破坏者来说，旧有的规则有其不足之处、有其必破之处。

所谓文武相制，要的是一个平衡，文与武、贵族与庶族之间的平衡，然而实事求是地讲，这个所谓的平衡，早就已经失衡了。

权与贵之间，从来没有标准明确的界线，即便是世祖皇帝，一边打造培养帝国柱石的军功勋贵集团，另一方面又大力提拔庶族官僚以作制衡，然而，最终实现的平衡，还是靠着皇帝本身的权威与手段。

另一方面，帝国勋贵，在常年保持着对军队强大影响力的同时，其触角早已触及到帝国事务的方方面面，这种情况，世祖、太宗能够压制住，康宗是不在意，等到刘文济，在帝位日益巩固，羽翼已然丰满的情况下，他决定动手做些改变。

张俭这个文人夏官的任命，就可以看作一种试探，而这份试探，在任命前后，都引起了堪称激烈的反弹。刘文济对杨氏的格外恩宠，也未尝不是这种反弹带来的压力，他也需要笼络一部分军事权贵家族，以安抚勋贵内部的不满情绪

如果说太宗皇帝在治政改革过程中的顾虑，多来自于他的谨慎与包容，那么刘文济的诸多顾虑与忌惮，那就是他实在没办法，现实条件就是如此。

就在建隆五年秋，刘文济下诏，立枢密使杨延朗孙女杨偲为皇后（刘文济的原配李皇后于建隆四年冬病逝），于是，杨家出了两个皇后（康宗的皇后乃杨延昭之女），杨氏家族之显赫，当世无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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