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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6节（第1页）

何京生和夏近东都心中一震，心道，果然是为了姓资姓社大论战的事情来的，自己的理论到底是不是中央肯定的，不知是福是祸，不由得一阵紧张都没有说话。

何京生咳嗽一声，清了清嗓子，道：“这篇文章是夏近东同志执笔，我最后润色了一下。”

丁光远拿下眼镜，拿出一块干净的棉布慢慢地擦着镜片，没有说话，办公室里静静地沉默着，墙上的挂钟的指针咔嚓咔嚓地转动着，声音比平时大了许多，阳光通过窗户斜射进来，尘埃在日光中微微跳动，这气氛压抑得让何夏二人感觉喘不过起来。

丁光远重新戴上眼镜，一脸郑重地道：“何书记，夏县长，同志们，说这话，可是要负责的哦！”

夏近东忽然想起夏小洛一脸顽劣地对他们说：“再加一把火呗。”心中似乎有了一点莫名其妙的信心，暗暗咬了一下牙，带着几分悲壮地道：“丁局长，我们很负责地说，我们所说的情况，完全是属实的！如果我们犯了什么错误，请组织给我们处分！”

第337章大转折（二）

丁光远也长出了一口气，似乎有放下心来的感觉，他笑了一下，道：“小同志不要激动么！谁说要给你们处分了！”

陈光书记也批评道：“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啊？这个样子也能主政一方？”话虽然是批评，但是语气语气却是很欣喜的，让何夏二人不约而同地笑了一下。

丁光远冲曹致远和陈光道：“陈书记，你这话可不对啊，我们党内就需要这种沉不住的同志，要是都沉得住气，那么面对左派的嚣张进攻，我们的同志还有人站出来了么？”

陈光嘿嘿一笑，倒不否定。听了这句话，何夏二人心中狂喜，“左派的嚣张进攻”，这句话已经表露了中宣部的观点，中宣部是支持何夏二人的观点的。

丁光远厚厚的眼镜片那一双小眼睛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很欣赏地看了何夏二人一眼，又冲曹致远和陈光笑道：“想不到，这么年轻的干部能写出这么深刻的文章，老曹，是不是你指导他们的啊？”

曹致远微微一笑，抚摸了一下大背头，道：“怎么是我呢？他们是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是从他们的实践出发的啊。我的那篇文章也是受他们改革实绩的启发啊！”

丁光远坐直了身躯，看着何京生和夏近东道：“何京生同志，夏近东同志，我现在郑重地通知你们，你们的文章，邓公看到了，对你们高度赞扬，指示中宣部理论局要根据首长南方巡视的讲话精神结合你们的改革实践，好好地整出几篇文章!狠刹党内左倾主义！”

“邓公”，“南巡”，“高度赞扬”这几个词组好像炸弹一样在何京生和夏近东的耳边炸响，让二人有了一种瞬间失聪的感觉。

何京生兴冲冲地道：“邓公南巡是真的？”

丁光远点了点头，道：“是真的。”

1992年1月至2月，邓公，这位华夏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垂暮之年，凝聚起自己的全部气力，最后推了华夏一把，毅然南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邓公有生以来对华夏的突破与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时刻。

党史专家龚育之说：“南方谈话被确定为《邓公文选》第三卷的终卷篇，是代表邓公理论走向成熟的集大成之作”，“是标志着新时期的历史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解放思想的宣言书”。

真正的邓公时代，是在南方谈话之后出现的。也就是说，邓公时代，已经超越了老人家的生命局限。在邓公已经去世多年的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华夏经济在2008年将会攀登到世界第三的位置，也是南方谈话结出的硕果。

1992年1月初，中央办公厅给广东省委一份绝密电报，上面只有两行字：首长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

老人家多年来有个习惯，就是到上海休息。他到广东来不是休息的，也不只是看南方的建设成就。邓公来广东，肯定将有“一个大动作”！

邓公来深圳之前，曾立下了“不开会、不陪餐、不题词、不见记者、不照相、不报道”的规矩。

邓公以他多年积累的政治经验和洞若观火的目光，一语中的，击中了要害：“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华夏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那些几乎遮蔽了天空的姓社姓资的干扰，在邓公的政治势能面前，一下子委身于地。邓公说话直截了当：“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有的人认为，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常识都没有。”

邓公以铁腕般的魄力，迎头解决了纷纷扰扰的争论，为华夏确定了新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如果说，在此之前都是酝酿和热身的话，南方谈话可以说是画龙点睛，一锤定音。邓公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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